“我？”刘晓伟惊讶地抬起头，望向刘庄生。

老人没有立即回答刘晓伟的问题，嘴角升起一丝欣慰的笑容，似乎刘晓伟的出现帮助他完成了这辈子最重要的心愿，现在即便让他去死，他都能够了无遗憾。

“这件事还要说回到探险队上头去。”刘庄生享受了片刻的心满意足后，又饶有兴致地向刘晓伟述说起来，“你听过德国的’生命之源’计划吗？”

刘晓伟点点头，随后又摇摇头。他在一些讲述历史的书里读到过“生命之源”这个名字，知道这个秘密计划是在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的倡议下而设立的。书里面记载，当时党卫军在希姆莱的要求下在所控制的欧洲各个地方建立特殊产房，符合种族标准的女性可以在此生产金发碧眼的未来精英，其中很大一部分的产妇为未婚妇女。而党卫军利用了当时社会不接受未婚先孕的伦理现实，将这些新生儿从单身母亲手中夺走，送到党徒家中抚养。这批孩子有一个统一的称号“希特勒婴儿”。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通过实践人种学上的“优生”理论，来制造出大量血统纯正的“雅利安人”，为德国的伟大事业源源不断的人才。

但是，刘晓伟不知道这个跟残杀犹太人齐名的、同样臭名昭著的计划，跟眼下他们所说的事情有什么关联。

“不同人种具有不同的遗传基因，因此有先天差异，这在科学上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刘庄生以这样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论断开启了他的解释。

这样的话，刘晓伟早已不是第一次听到了。事实上，他有一位从事生物学领域研究的博士朋友对这一理论非常赞同——当然，他从没有在公共场合将自己的这一看法宣之于众，只是在私下讨论时表达过自己对于这一“种族歧视”观点的认同。他告诉刘晓伟，科学界的不少领袖人物在这件事上的看法实际都跟他一样，只是畏于舆论环境，不敢公开发表出来而已。唯一的例外就是“dna之父”詹姆斯·杜威·沃森。

这位老资格的美国分子生物学家是科学界的风云人物。早在1953年，年仅25岁的他就和同事一起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并因此于1962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被誉为“dna之父”。他多次表达过不同人种之间的遗传基因存在着实质差异的论调。例如，他曾在一次采访时态度鲜明地表示，他“对非洲的前途天生悲观”，因为“我们所有的社会政策都基于这样一个设想非洲人的智力与我们相同，但所有试验都表明并非如此”。他的言论在球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并遭致了众多的批判。但他却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最终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19年，由于不堪忍受沃森“种族歧视”言论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他所在的美国冷泉港实验室解除了沃森在实验室中的所有行政职位，并撤销了他名誉理事的头衔，同时还发表声明对他表示谴责。

“不错，沃森是个敢说实话的人。”在刘晓伟试探性地抛出“沃森”这个人命后，刘庄生颇为严肃地点了点头，“他是真正的科学家，他更坚持科学实验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去追求什么‘政治正确’。”

难道不同人种的基因之间真有那么大的差异吗？对于他那位博士朋友提出的观点，刘晓伟从来没有在内心中认同过。在他看来，后天的努力远比先天的基因差异重要得多。在这件事上，他自己就是一个好例子。他的父母都是很平凡的人，祖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了不起的人物，与其他那些出身优越的同学、朋友、对手相比，他的基因里不太可能为他什么“优势”，甚至，从基因层面上讲，他更有可能是“落后者”。但是，就目前所取得的成就而言，他却远远要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即便真的存在，也完可以被后世的个人努力所弥合。同样，他这十几年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见到的优秀的人之中，各色人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