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议的时候，见多识广的陆同知就报出了这一桩当年的公案。

明代律法，虽然主体依旧是秉承于中华法系的主体思想，比如以君主思想为基础，以儒家思想和宗法为骨干。但特别之处在于，已经出现了后世英美法系的案例遵循原则。简单来说，就是以前出现过的类似案例的判决，将会作为后来对相关案件判决的重要参考。

在这件事上面，既然同样是监狱虐囚，既然三法司的天牢虐囚重处的是核心直接责任人，那到了锦衣卫的诏狱，也该同样问责直接的核心责任人。

如此一来，事情就被彻底搅浑了。

虽然锦衣卫的诏狱和三法司天牢的情况确实还是有所不同的，毕竟锦衣卫是军事机构，令行禁止的程度要较以民间案件为主的三法司严苛得多。而且三法司的几个首领官，几乎不会亲自进入天牢提审犯人，再怎么说，他们都是比较纯粹的文官。而锦衣卫的头目，则是彻彻底底的武夫，尤其是在蓝玉案这样的重大案件里，锦衣卫长官扮演的角色也是和三法司不同。

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外的表象层面的，若是说到证据，显然除了锦衣卫之外，其他帝国机关是不可能拿出蒋瓛亲自参与，甚至直接下令对犯人动大刑的实物证据的。毕竟就在衙门里边的事情，下令也就是张嘴一说的事，根本不可能会有正式公文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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