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拒绝。

随后，监察御史王时柯上疏，直指“议礼诸臣”如桂萼等因迎合上意而获得晋升，而那些敢于直言的大臣却遭到贬谪或惩罚，他呼吁皇帝应广纳忠言，区分忠奸，建议宽恕如薛蕙等直臣，同时允许方献夫等人辞职，以平息争议，恢复朝堂的公正与和谐。

最终，在九月五日，明世宗采纳了方献夫、张璁、桂萼等人的意见，正式确立了“大礼议”的解决方案，这一决策不仅巩固了世宗的皇权，也让方献夫等支持者得到了皇帝的极大信任与恩宠。

三、激流勇退

嘉靖三年（1524年）的秋天，方献夫在经历了“大礼议”风波之后，面对朝堂上持续的争议与个人声誉的两极分化，内心开始萌生退意。九月二十五日，他首次跟随张璁向明世宗提出退休的请求，希望能在政治的激流中抽身而出，寻求一份宁静。然而，明世宗对方献夫寄予厚望，不愿轻易失去这位得力助手，因此并未批准他的请求。方献夫并未因此放弃，十一月五日与十二日，他又两次上疏，表达了自己坚决的退休意愿，但均遭到世宗的慰留与拒绝。在这一过程中，方献夫展现了一种淡泊名利、追求内心平静的心态，同时也反映了明代士大夫“知进退”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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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七日，方献夫转换策略，不再直接请求退休，而是提出将“大礼议”的整个过程编写成书，请求公开发行，这一提议意外得到了明世宗的同意。这不仅显示了方献夫对于历史记录的重视，也巧妙地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通过文献形式流传后世，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留下了一份重要的历史见证。

嘉靖四年（1525年），方献夫的家庭因素成为了他继续请求离京的契机。四月二十一日，他以妻子希望送儿子返回家乡为由，再次向明世宗提出申请，这次他的请求得到了皇帝的体谅与批准。这一安排，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方献夫的个人困境，也体现了明代君臣关系中人性化的考量。

然而，方献夫的退休之路并未就此畅通无阻。嘉靖五年（1526年），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他于四月十三日请求留在家乡养病，但明世宗考虑到国家需要，不仅未予批准，反而在冬季将其擢升为少詹事，加重了其职务。方献夫在五月二十二日再次推辞这一新任命，表达了继续在家养病的愿望，但皇帝的态度依旧坚决，要求他迅速回京赴任，显示了朝廷对方献夫能力与贡献的高度认可。

四、诏修大典

嘉靖六年（1527年），方献夫在明世宗的直接任命下，参与了一项文化与政治意义并重的重大任务——《大礼全书》的纂修工作。此书的编纂旨在进一步明确和巩固明世宗在“大礼议”中的地位及理论依据，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政治价值。方献夫与霍韬等同僚一同被任命为纂修官，他们在学术上的深厚功底和对“大礼议”的深刻理解，使得他们成为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方献夫与霍韬的密切合作，不仅基于同乡之情，更在于对“大礼议”立场的共鸣，两人联手向世宗上书，借古喻今，引用历史案例来强化世宗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强调皇帝过继给先帝为子的主张并非出自古人之口，而是王莽等奸臣的误导，从而为世宗的决策正名，这份论述得到了明世宗的认可，并被送至史馆供纂修官参考。

与此同时，方献夫的仕途亦迎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他与霍韬一同被任命为经筵日讲官，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这是对臣子学识与品行的高度肯定。方献夫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展现出了公正与担当，如在复审李福达案时，他力排众议，减轻了马录的刑罚，体现了其在法律面前的独立判断与人文关怀。

此外，方献夫在九月的任命中，不仅担任了礼部右侍郎，还总领大理寺事务，充分展示了他的多面才能与世宗对其的信任。在人事任免方面，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