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因此，他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李鸿章先是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了《李宝协议》，但该协议随后被法国政府反悔。接着，李鸿章尝试与法国驻日公使洽谈，但未能达成一致。

光绪十年（1884年）初，清军在北宁之战中失利，失去了太原和兴化两地。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对军机处进行了改组（即“甲申易枢”），主和舆论逐渐占据上风。清廷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与法国议和。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双方同意停火。

同年6月，《第二次顺化条约》的签订使越南正式脱离清朝的朝贡体系，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虽然清廷与法国签订了协定，但李鸿章并未下令让清军撤回国内。6月23日，“观音桥事变”发生，局势进一步恶化，谈判再度陷入僵局。由于清法谈判破裂，由孤拔指挥的法军舰队袭击了福州，攻击了南洋水师，并围困了台湾。

在越南战场上，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清军取得了镇南关之战的胜利，迫使法国总理朱尔·弗朗索瓦·卡米尔·茹费理辞职。随后，法国新政府向清廷提出议和。李鸿章主张“乘胜即收”，建议挟胜与法国缔约。清廷考虑到继续战争的难度，同意议和，并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遣其僚属赴巴黎，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

在英国的调停下，李鸿章作为清朝全权代表，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5月起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进行会谈。6月9日，双方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越南条款》《中法新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地位，并开放中越边境供法国使用。

八、北洋始末

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西方先进武器和技术的重要性。同治二年（1863年），他利用上海富绅的资金，引进了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上海洋枪三局，这是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在担任北洋大臣期间，李鸿章进一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企业和机构。他对日本的扩张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被认为是朝廷中的“知日派”。

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李鸿章提出了“海防论”，强调列强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积极倡导建立近代化海军。从光绪五年（1879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北洋水师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亚洲最强大的舰队之一。然而，由于清廷内部的腐败和资源分配不均，海军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了“甲申政变”，日本趁机出兵朝鲜。次年（1885年），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如果朝鲜发生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通知对方。这一条约实际上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信任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不会有所行动，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并按照《天津会议专条》通知了日本。然而，日本迅速向朝鲜增派了大量军队，在朝鲜的兵力增至8000余人。随着起义被平定，清廷提议双方撤军，但日本要求两国军队共同管理朝鲜，清廷拒绝了这一要求。

为了应对日本的威胁，李鸿章试图通过英、俄两国进行斡旋，但未果。最终，清廷决定调派陆军进入朝鲜，与日军抗衡。同时，李鸿章还租赁了英国船只高升号运送部分清军。然而，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