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等，这些人组织起了地方武装，如湘军、淮军和楚勇，成为镇压内乱的主要力量。

依靠这些地方武装，清廷在短时间内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平定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的苗民和回民起义。这一系列的胜利不仅稳定了国内局势，还为清廷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在对外政策上，慈禧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她支持洋务派提出的“自强”和“求富”方针，积极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创办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清朝的军事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然而，慈禧同时也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的牵制，以防止任何一方力量过大而威胁到她的统治。这种平衡策略在短期内有效地维护了清廷的稳定，但也限制了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总之，慈禧、慈安与奕?三人合作期间所取得的政绩，被时人誉为“同治中兴”。

叔嫂斗争

随着慈禧地位的巩固，她与奕?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同治四年（1865年）发生的“蔡寿祺事件”揭开了两人权力斗争的序幕。

当年三月四日，翰林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指责他贪污、骄傲、揽权、徇私，并建议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另选贤能议政。蔡寿祺的奏折提交后，慈禧并未立即处理，而是将其“留中”处理。当奕?朝见时，慈禧告知他有人弹劾，并将折子给他看。奕?询问是谁所为，慈禧告知是蔡寿祺。奕?随即表示蔡寿祺不是好人，并要求将其逮捕审讯。慈禧与慈安对此非常愤怒，当日便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等人，打算以重罪处置奕?。然而，诸臣请求先查明事实再定罪。

随后，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在内阁讨论，并召蔡寿祺前来供述。最终，在三月初七日，他们上奏认为蔡寿祺的指控缺乏实据，并暗示奕?若能严格自律，就不会屡遭非议。慈禧接到这一模棱两可的覆议后，立即召见了他们，并交给他们一份措辞严厉的朱谕，指责奕?自议政以来妄自尊大、目无君上，甚至暗中离间他人。慈禧谕令革去奕?的一切职务，并要求众臣执行。

这一决定引起了众多亲王和大臣的反对。惇亲王奕誴上书慈禧，认为奕?并无明显劣迹，仅在语言上有所不检，建议慎重处理。慈禧随即召见了孚郡王奕譓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人，指示他们召集王公大臣及翰詹科道在内阁会议，讨论此事。会议前，慈禧态度反复，先是表示对奕?仍有信心，后又严厉批评奕?，要求诸臣“为我平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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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当天，众臣因慈禧前后不一的态度而困惑，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醇郡王奕譞急忙从东陵赶回北京，上疏为奕?求情，请求慈禧宽恕他过去的错误，给他改正的机会。慈禧将此奏折也发交王大臣会议。会议中，倭仁起草了一份否定奕譞意见的疏稿，但肃亲王隆懃等人支持奕譞，导致倭仁不得不多次修改疏稿。最终，军机大臣支持倭仁的意见，而礼亲王世铎及其他王公大臣则支持肃王的意见。

由于群臣意见分歧严重，慈禧意识到如果不妥善处理，不仅会遭到内部反对，还可能引起外国干涉。因此，她在三月十六日发布上谕，部分恢复了奕?的职务，但仍不允许他进入军机处。然而，群臣仍对此不满，慈禧只好在四月十四日允许奕?重新担任军机大臣，但议政王的名号不再恢复。

这一事件不仅削弱了奕?的权力，还加深了慈禧与其他朝臣之间的裂痕。慈禧在处理政务时，常常依赖太监传达信息，其中最着名的便是安德海。同治八年（1869年），安德海违反祖制擅自出宫游玩，并在山东被巡抚丁宝桢扣留。慈禧对此惊慌失措，而慈安则召集奕?等人商议，决定将其就地正法。慈禧虽对此不满，但迫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