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我们村子里有几个上海知青，在我们村的安庆的小学和中学，临近几个村子的孩子，都到我们村子来上学。我首先要感谢上海知青，是他们用知识武装的，我们这些大山里的孩子，虽然他们的水平也有限，但是那时候我们的教育还是很落后的，所以，我一直念坚持到念到高中，1984年参加高考，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上海的知识青年，大家都回城了，因为他和当地的女青年结婚了，没有回到上海去，正好我们学校有招工指标，他就成了代课老师，当时因为我的学习特别好，在我们年级里应该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每天给我补课，，从上海的亲戚家，找来很多高考的卷子，让我反复的做，然后他又详细的给我们讲解，我的高考成绩当时也是不错的，考到了北京，在北京政法大学，上了4年，正赶上咱们省，我毕业那年要的人比较多，我就被分配到了省政府机关工作，后来才调到我们这个局，所以我们都是农村的孩子，是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两口子看着李宇峰，好像就看到了我们的当年，这个孩子真的有一股别的孩子没有的劲头，我们从心里喜欢他。”

李春生，“你比我大了两岁，我就叫你大哥了。我可没有你那么幸运，我们那个村子比较小，分到我们这儿的知青，村子里只是一两个，我们村子的孩子要上学，必须走五里路，那可是大山呢，我上到高小就不能够再上了，因为初中只能到县城。你知道咱们山里的孩子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到县城里去念书啊？我们这一个村子都没有出去念书的，我刚开始干活的那时候才十三四岁，和大人一样干农活儿，干一天活下来，累的贼死，生产队里的公分，根本就不值钱，一年到头算下来，都还不上返销粮的钱。我们家里兄弟三个，我又是老大，每天没日没夜的干活，到头来还欠生产队的一屁股账，你说哪有这个道理呀。最难的是大家吃不饱饭，我们村子的地又少，自己产的粮食根本就不够吃，每年都要吃国家的救济粮。”

李向前，“你说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大山里是普遍的，吃不饱饭的是常事儿，吃饱饭的倒是稀少的，我能知道你那个时候有多难。”

李春生，“1982年，生产队就解散了，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劲干了一年的活儿，也就是能够吃饱饭，比以前当然是强多了，那一年我才刚我才刚15岁，我的两个弟弟他们才刚十一二岁，俗话说，半大的小子吃穷老子，有了粮食还是要紧着两个弟弟吃的，为了节省点粮食，我16岁就跟着人家出去打工了，在建筑工地里，我是什么苦活累活都干，好不容易攒了点钱，1990年我已经22岁了，我们一起打工的工友，就是他妈妈戴小凤，看我特别能干，我们俩就一块儿出场对象，到我们家里一看什么都没有，她也没有嫌弃我，我们俩就领结婚证结婚，第2年就有了孩子，家里实在太穷了，我们俩就下决心到广州来打工了，起码能够吃饱饭，给家里省下两口人的粮食，我们俩人打工挣的钱，帮着两个弟弟娶了媳妇儿成了家，所以就苦了孩子。”

李向前，“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你的父母帮着你们拉着孩子，你们俩出来打工，又帮着你的父母，帮着你的兄弟，帮助他们娶了媳妇成了家，所以前几年的钱，都贡献给你们那个大家庭了，这也就是我们农村的悲哀呀，你的两个兄弟也会从心里记住你这个哥哥嫂子的。”

李春生，“后来我们就找到了这份种草莓的活，我们俩都是农村人，舍得卖力气，又实在。最开始就是给北京的一家单位打工，还从北京来了一位教授，帮着他们在深圳，种草莓，三四年下来，你把种草莓的技术给学到手了，因为这个活儿又苦又累，春节还回不了家，所以好多人干到一半就跑了，我现在是最早种草莓的那批工人，北京的老板一看我很实在，每年都跟着他们干，夏天的半年没活干，我就去打零工，每年八九月份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