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来到这个世界也有十余年了，在这期间他也在不断的适应和研究这个社会，试图抓住难得的转型期寻找一条适合大宋的康庄大路。随着研究的深入，从以前对儒文化的不赞同、甚至对有些理念持排斥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发现其中也有些道理。

首先宋朝开启了科举公平竞争的闸门，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个官僚队伍主要出自科场的选拔，他们虽有等级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地主阶级已无“士庶之别”，地权开始以经济手段频繁转移，地主、自耕农与佃户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

不仅仅耕地租佃，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也开始进入许多经济活动，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拥有迁徙权与流动权，促进了各阶层间的横向流动与上下流动。所有这些变化，已经催生了人们对平等的朦胧向往。其中宋学家倡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强调这种平等观。

在社会上，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观念，赵昺以为这在近代公民意识出现前不啻是身份观念的革命，表达出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诉求。相对前代，这种平等意识是新因素，当然在他看来与近代平等观仍有本质区别。

其次相对于前代来说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兼容精神也遂应运而生。宋学在其创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颇具怀疑精神与创新活力。与此同时，对宗教和经世上颇能宽容并存，客观肯定别派可取处，使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常态。而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也能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其它异质文化，产生新的文化。

此阶段的儒学从本质上来说也称得上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而在新儒学的重建过程中，赵昺也发现士人们崇尚名节操守，以此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自觉信奉“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士人的地位已经稳固，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开始出现，利弊得失往往藤缠葛绕共生在一起。

到了赵昺到来的时代，大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官场腐败，经济崩溃，世风日下，很多士人放弃了过去坚持的操守，转而追逐名利，甚至不惜出卖民族和国家。就他获得的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就精神遗产而言，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理学逐渐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发酵，最终成为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这些百余年积累下来的弊病当下统统转嫁到赵昺身上，他要有番作为，中兴大宋，就必须要对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进行改造。而此时皇权衰落，士人已经占据了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