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加强兵部，主持军政之事，朕想虽会有反对之声，却不会成为阻力。难的是改阶级和文武转资之事，朕对此也是心中存疑，才先请两位先生审阅！”

“陛下说的不错，老夫也以为如此，若是重新调整阶级，打破文武之界限，不仅有违祖宗之法，也会令士人不满。若是强行推进，只怕会引发朝廷震荡。”应节严点点头道。

“先生，吾以为此事虽会有阻力，但是当下战事不断，正是武人出力之时，若仍是一味打压并不利于复国大业。而陛下使兵部主管军政之事，枢密院则只余征战之责，比之此前之法更善。”江璆随后也说出两人的分歧，显然执支持的态度。

“宗保，你要知太祖和太宗以两朝之力才得以扭转武人专制之弊，保我大宋三百年未出现过前朝藩镇之乱，虽有积弊，却也并非如此……”应节严反驳道，可说着说着又没音儿了，显然也深知其中的弊端。

“两位先生都是饱学之士，定知各朝兴衰之故，晓得文武制衡知道。但也应知文武之分在汉之前并无其实，文臣领兵征战，武人居于相位之事乃是平常之事；即便到唐，武人管理地方，士人领兵拓疆之事仍不绝于史。此两朝虽毁于武臣作乱，却也建立了汉唐盛世，直至我朝太祖深知其中之弊，才使得文武之间愈加疏远……”既然说史，赵昺也便以此说起自己的观点。

他知道两宋是中国又一个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它扭转了唐末、五代百余年中央政权衰落、社会混战不休的局面，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又走上了一个高峰。“政事之原，莫大于官制”，宋代封建专制集权之所以能维持三百年之久，北宋前期奠定的行政管理体制，确实也起了莫大的作用。

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为了稳定人心，减少旧势力对新皇朝的威胁，太祖赵匡胤没有去触动后周的官僚机构在太祖、太宗两朝进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过程中，同样采取了“伪署并仍旧”的办法。然而，这不过是策略而已。他们有惩于唐末、五代“君弱臣强”、“藩镇割据”、“武臣擅权”的流弊，在旧机构旁增设新机构。

但那老两位制定的官制，却不是仅针对武人，士人也在防范之列。比如中书门下旁，又立三司吏、兵部旁，另设审官东、西院、三班院、流内铨刑部之旁，又建审刑院太常寺旁，另建太常礼院秘书省之侧，另设三馆秘阁，等等，以分割相权、省部寺监之权，既使留用的大批旧官员乾领俸禄、不能掌握实权，又使其互相牵掣，便于皇帝驾驭操纵。

同时为了打击武人们的骄矜之心，宋廷还制定了种种限制武臣的制度，如对武官多设等级，责其边功，非有奇功殊勋，无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员外郎各止于三转，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转。与此同时，有步骤地，用委派有才干的省台寺监文臣京朝官，出任知州、知县，以接管节度使、团练使等武臣所掌地方之权，“三岁一易，坐销外重分列之势”。而原坐镇地方的武官职，则给予优厚的俸禄，削夺其事权，使其变成为武臣迁转之贵阶。

“陛下所言不错，太祖当年以士人治天下，却又削弱相权，压制武人权力，确有独树皇权之意！”应节严不得不承认太祖在建国初年的国策，是以士人遏制武人，防止藩镇割据重演。

“朕以为太祖此策乃是两权相侵取其轻，并非是将武人至于人下，只是仁宗之后的文风日盛，武人地位日趋人下，行以文驭武之策。结果对契丹、西夏之战及此后的对金、蒙的作战中鲜有胜绩，这其中缘故想两位先生也知……”赵昺言道。

他以试以宋真宗与仁宗之际为界将北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就枢府武职出身者地位的变迁状况，对前后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后期的官制对武人已经日趋严苛，假若一个士兵积战功升迁，那么他不会因为身份的转变而影响别人对他的歧视。另类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