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迎来了转折点。在辽西广宁卫告急、王化贞弃城、熊廷弼败退的背景下，明熹宗在众臣的推荐下，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国政。孙承宗上任伊始，即展现出其治军理念，主张严明军纪、选拔贤能，并着手弹劾了一批在辽东和西南战事中表现不佳的官员。

不久，关于山海关外八里铺“重关”建设的争议浮现，孙承宗站在袁崇焕一边，反对这一计划，认为应积极主动防御而非固守一隅。六月，孙承宗亲赴山海关视察，面对王在晋与袁崇焕等人的分歧，他倾向于袁崇焕的主张，即救援辽西的十三山难民。在实地考察后，孙承宗对宁远的战略价值有了深刻认识，决定出关进一步勘察，尽管王化贞以安全为由反对，孙承宗毅然前行，确立了宁远作为防御后金的前沿支点。

同年八月，孙承宗在与熹宗面谈后，获得督师边关的授权，负责山海关及周边地区的军务。在前往边关之前，他上疏强调练兵选将的重要性，对王在晋的能力表示保留，而对袁崇焕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肯定了阎鸣泰的部分品质。孙承宗自请督师，得到了熹宗的批准，他以原官职督理关城及蓟、辽、天津、登、莱各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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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孙承宗抵达山海关，面对惨淡的战场景象，他迅速组织起重建工作。他留用了江应诏，并任命袁崇焕负责营房修缮，鹿善继、王则古管理兵马钱粮，杜应芳、孙元化负责军器火药。孙承宗整顿军纪，罢免了失职将领，淘汰了大批无能军官，为军队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孙承宗多次出关巡视，最终在茅元仪的建议下，确定宁远为对抗后金的关键阵地。天启三年（1623年），宁远的重建工作正式启动，至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宁远城完成重建。同年九月，孙承宗再次东巡，至广宁一带，沿辽河下游行进，沿途震慑敌军。次年夏天，孙承宗派遣四车营东出宁远，分别在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等地驻军，加强了前线防御体系。

与此同时，孙承宗与登莱巡抚袁可立、总兵沈有容通信，意图恢复辽东半岛南部的四卫（金、复、盖、海），并利用后金内部的汉将刘兴祚作为卧底。此外，孙承宗试图利用驻守东江的总兵毛文龙牵制后金，尽管东江及登莱水师的作用主要是威慑和分散敌军力量，但他始终将重点放在山海关至宁远的防线上。

四、去职归乡

孙承宗在督师山海关期间，虽在对外防御上取得显着成效，却在朝堂内部遭受重重挑战。与阎鸣泰、张凤翼等人的政见不合，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而这些冲突往往被朝中党争所放大。特别是阎鸣泰与孙承宗在军事决策上的分歧，以及张凤翼主张保守的防御策略，都使得孙承宗在督师期间面临不少阻力。尽管如此，孙承宗的忠诚与才干得到了熹宗的信任与支持，多次化解了危机。

然而，随着齐、楚、浙等朋党的崛起，宦官魏忠贤开始掌握大权，孙承宗的处境日益艰难。他对宦官干预军政的坚决反对，以及对魏忠贤及其党羽的直言批评，如劝谏熹宗解除魏忠贤的职位、停止内操等，使他成为了魏忠贤的眼中钉。孙承宗的强硬立场，加上他与东林党人的联系，使得魏忠贤及其党羽对他展开了攻击。

天启四年（1624年）夏，魏忠贤的同党开始策划驱逐孙承宗，甚至在孙承宗试图进京面圣时，魏忠贤通过其党羽魏广微的通风报信，成功阻止了孙承宗的入京。孙承宗的忠贞不屈，即便在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也未曾低头，他拒绝了那些劝他向魏忠贤示弱的声音，坚守自己的原则。

在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的处境进一步恶化。马世龙在柳河之役中的失败，成为了孙承宗去职的导火索。马世龙的无能与骄纵被朝中言官大肆抨击，孙承宗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