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瓦齐统治的否定，也是对清朝强大国力的认可。

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杜尔伯特部的三位重要领袖——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面对准噶尔部的压迫和排挤，意识到依附于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政权并非长久之计，于是决定率部众三千七百余户，总计一万五千多人，离开准噶尔，归附清朝。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清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强大吸引力，同时也表明了准噶尔内部矛盾已经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同样是在这一年八月，辉特部的阿睦尔撒纳和其他宰桑、台吉，包括和硕特部的台吉班珠尔等人，也带着他们的部众前来归顺清朝。这一系列的事件，无疑是对准噶尔统治集团的重大打击，不仅严重削弱了其军事力量和社会基础，也为清朝进一步了解准噶尔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对于乾隆皇帝而言，这些部族的归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它标志着准噶尔部多年来试图维护的统一局面开始崩溃；另一方面，这些归附的部族为清朝提供了一个了解准噶尔内部状况的机会，使得乾隆帝能够更好地制定针对准噶尔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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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叛失败

清朝经过数代的努力，已经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唯有西北边疆地区仍处于准噶尔贵族的控制之下，这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持续的威胁。面对这一挑战，清朝政府一直在积极筹备，力求解决来自西北的隐患，以达到全面统一的目标。

乾隆时期，厄鲁特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的归附为清朝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通过这些部族的内附，清朝获得了大量关于准噶尔内讧的信息，了解到达瓦齐统治下的准噶尔已经失去了民心，内部矛盾重重，各部落之间互相猜忌，达瓦齐本人更是失去了众多部众的支持。

基于这一情况，乾隆帝决定趁此机会出兵准噶尔，完成统一西北的大业。阿睦尔撒纳向乾隆建议，应当选择春季作为出兵的最佳时机，因为此时达瓦齐准备不足，且无法远逃。他还提出，清军可以在额尔齐斯河附近屯田，以保障粮食供应，并建议派遣精锐部队占领有利地形。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亲自起草了讨伐准噶尔的檄文，明确了出兵的理由和目标。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军按照既定计划，兵分两路向准噶尔进军。北路由班第担任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从乌里雅苏台出发；西路则由永常担任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从巴里坤向伊犁地区推进。

清军此次行动得到了天山南北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长期以来，准噶尔贵族的统治不仅残暴，而且内斗不断，使得各族人民深受其害。因此，当清军进入准噶尔地区时，许多部落的领袖带领部众前来迎接，有的携带奶酪、羊马等物资支援清军，没有出现任何抵抗的情况。这充分说明了当地人民对于清军到来的态度，他们渴望结束混乱的局面，实现统一和安定。

达瓦齐对于清军的突然行动显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他的部下纷纷倒戈投降，导致了整个局势的迅速崩溃。最终，达瓦齐仅带着少数亲信逃往天山以南，企图寻找避难之所。然而，他在乌什被当地的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抓获，并被送交给了清军。

五、幸运结局

达瓦齐被清军俘虏并押解至北京后，按照清朝的传统，在午门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这是清朝用来展示其权威和胜利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向国内外宣示其统治合法性的手段之一。在这样的仪式中，被俘的敌人通常会被展示给公众，以此彰显朝廷的威严。

然而，对于达瓦齐的命运，乾隆帝展现出了不同于寻常的宽宏大量。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正值乾隆帝为皇子嘉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