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地区的稳定。慈禧希望各省督抚能够谨慎选拔贤能官员，整顿地方治理，与民众休养生息。在处理民教纠纷时，应该公平处理，化解矛盾，避免事态扩大，从而达到巩固政权和维护国际关系的目的。

然而，袁世凯在山东的镇压行动导致义和团遭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却迅速壮大，并逐渐进入北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二十四日，涞水义和团杀死了前来镇压的清军副将杨福同。到了二十九日，约三万义和团成员占据了涿州。各国驻华公使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但不顾清廷反对，坚持调兵进京保护使馆。

在这样的背景下，军机大臣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建议，鉴于义和团声势浩大，与其镇压，不如招抚并加以利用，将他们编入军队，利用他们的仇教情绪转化为对抗外国势力的力量。慈禧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五月初九日至初十日，慈禧派遣赵舒翘和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情况。随后，在十日晚上，慈禧召集王公大臣秘密讨论应对义和团的策略，最终决定对义和团实行招抚。

然而，就在慈禧决定招抚义和团的同时，各国驻京领事接到了本国公使要求紧急调兵进京的急电。五月十四日，一支由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率领的近两千人的八国联军分批乘坐火车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这支联军在行至廊坊时，遭遇了义和团的阻击（参见廊坊阻击战）。十五日，大量义和团成员进入北京，次日，北京的义和团开始焚烧教堂。

慈禧派遣官员慰问各国公使及其家属，并试图劝阻各国调兵进京，但各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署，表示联军已经决定进京，无法阻止。随着联军进入北京，他们在各国使馆官员的指挥下，在北京街头肆意抓捕、驱赶、枪杀甚至炮击义和团成员及无辜中国居民。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是否招抚义和团以及如何应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顽固派代表人物如载漪、刚毅、徐桐等主张招抚义和团，抗击列强；而奕匡、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则主张镇压义和团，避免列强的武装侵略。慈禧在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最终在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做出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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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慈禧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剿抚和战的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太常寺卿袁昶认为义和团是乱民，不可信赖。慈禧反驳说，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倚仗的只有民心。如果失去民心，国家将无法立足。

五月二十一日，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面见荣禄，带来了一份据称是洋人照会的情报，内容涉及对中国皇帝的居住地、代收钱粮、代掌兵权以及勒令皇太后归政的要求。荣禄将这份情报呈给慈禧，慈禧看后悲愤交加，决心向列强宣战。当晚，慈禧在仪鸾殿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宣读了洋人照会的部分内容，并表达了“一战而亡”的决心。会上诸臣纷纷表示愿效死力，载漪、溥良等更是极力主战。

五月二十二日，慈禧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继续讨论和战问题。二十三日，慈禧得知罗嘉杰提供的情报是伪造的。然而，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关于各国水师提督、统领要求清军于二十一日凌晨两点交出大沽口各炮台的照会，已由直隶总督裕禄奏报清廷。慈禧得知这一消息时，大沽口炮台早已落入联军手中。当天下午，慈禧在仪鸾殿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正式向列强宣战，并命令许景澄等人通知各国使臣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

五月二十四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并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方针，由剿灭改为招抚。为了加强对义和团的控制，慈禧派庄亲王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一带义和团，并派英年、载澜协同办理。